想起了利马窦

许金声

1984年，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现在改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党校院内。我是放弃了较好的多种条件（包括住房）来到这里工作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在这里可以更自由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心理学研究工作。
我没有宿舍，只能够住在办公室。一天三顿在食堂吃饭。但是，对于这种条件，我却十分满意。单位不坐班，只在每周星期三集中一次。平时，办公室里一般也没有人。最重要的是，市委党校环境幽雅，院内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种满了树木和花草，我随时都可以去散步和思考问题。
表面上看，市委党校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但稍微一注意，就可以发现它的异样之处，在院内，还保留着一些宗教式的楼房，而它独一无二的地方，是花园里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古迹："利马窦和明清传教士之墓"。我刚来这里时，这些古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整理，在树木交错、野草丛生之中，到处可见横七竖八的乱石残碑。据说，这里曾经多次受到破坏。最大的两次是义和团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在每一个石碑上，都刻着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大多数都还清晰可见，尽管不少石碑已经断裂，名字残缺不全。很少有人留心这些残碑，它们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石头。我在散步时，却常常停下来，仔细地观看。虽然有的文字我不认识，但我却能从每一块石碑上都感觉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当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感慨：这些人从遥远的欧洲来到这里，死在异国他乡，他们一定都有何等执著的信仰、何等坚强的意志啊！
利马窦（Matteo Ricci）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他对中国来说，应该是贡献最大的一位传教士。他生于1552年，1583年来到中国，直到1610年归天。
明朝的时候，他从意大利出发。光是在路上，就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上帝知道，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他经历了多少艰辛啊！
他并不是最早来中国的一位传教士，但却是在传教方面成就最大的一位。他编著了便于中国人理解的《天主实义》一书。在他的影响下，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都信仰了上帝。
他把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世界地图介绍到了中国。--就因为如此，在中国科学史中，也少不了要为他写上一笔。
他博闻强识，曾经写作一本书《记忆术》。他到中国不久就熟悉了汉语，并且熟读了中国的典籍。据说，他甚至能够背诵四书！一次他在士大夫的集会上当场表演，使与会者无不目瞪口呆。
他博爱善良，和蔼可亲，无论是谁前来求助，他都来者不拒。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
我在市委党校住了九年，利马窦在我的心中的感觉，就好象他是我隔壁的邻居。
我爱到花园里散步。而每次散步都要环绕他的墓碑走一走。每当我心情不好或者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走下办公楼，来到花园。每当我走到他那里，我思绪就会慢慢地从日常的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进入到悠远的历史中，我的整个意识状态逐渐从局部的、有限的、物质的背景转入到广阔的、无限的、精神的背景之中。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会逐渐好转，甚至开朗起来。
春天，夏天，秋天，甚至是不太冷的冬天，我常常在他陵墓周围的那些长椅上看书，在紧靠陵墓的那张石桌上写作。春天，花园里鲜花开放，一走进去就感到眼睛发亮。夏天，花园里树荫浓密，一走进去就感到凉爽。最可爱的是秋天，有时候，一匹树叶会静悄悄地飘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翻开的书中，好象在请求："留下我做书签吧！"冬天，如果一场大雪初歇，那么通向那陵墓的路上，很快就会留下第一行足印。--在花园里，我的思维不用说要更加活跃一些。在利马窦的旁边，我感到塌实、安定。就在那张圆圆的石桌上，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走向人格新大陆--健康人格探索》。
我在北京没有亲人。在中秋节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利马窦，想到他也是一个人身在异地他乡。
1991年的中秋节的夜晚，我的心情郁郁不畅，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他那里。据说，中国人怕鬼，晚上一般都不会去坟墓。但我却丝毫不感到害怕。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我来到花园，环绕他的陵墓慢慢地走。走着，走着，冥冥之中，似乎与他有一种交流。散步以后，我写了一首诗《中秋之夜》。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