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人格境界

许金声

一、真诚的魅力

在那些曾经激动过我心灵的文学作品中，有几部难以忘怀的世界名著，它们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牛虻》、《马丁·伊登》……
这些小说，由几位生长在不同的时代、国家以及环境的作家写成。作家们的气质以及作品的风格都具有迥然不同的差异，作家们塑造的主人公各有独树一帜的鲜明性格，各有一番曲折离奇、不平凡的经历。但尽管如此，一个醒目的共同点却使我将这些主人公们自然地联想和并列在一起。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在我心灵的圣殿中，占据一席地位的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它们突出地具有一个共同点："真诚"。
这里所说的"真诚"，至少包含有三层含义：
1、作家对创作的真诚；2、作品所塑造的典型的真实性；3、主人公的真诚(作为最主要的品质)。
什么是主人公的真诚？这些小说虽然对此并未作专门的论述，但却通过鬼斧神工一般的具体形象，使人心领神会。"真诚"这个东西，不是通过抽象的议论，而主要是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中表现出来的。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深沉的微妙，使那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者对主人公感到有种促膝谈心、触手可及一般的亲切。
那么，在理智上是否可以使"真诚"这个东西明确化、具体化呢？是否能够进一步从"真诚"这个角度来观察、了解人呢?
在我的思想中，"真诚"上升为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生活实践中，真诚主要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我用"崇高的善"、"永恒的美"、"绝对的真"来抽象地概括和表达自己心灵的向往、终生的探求。
真诚，就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与他的外在行为的一种统一性。
真诚，作为道德自我评价的标准，它是衡量一个人内在素质中道德力量的尺度；反之，也可以说虚伪则是一种道德力量薄弱的表现。
从"坚守"方面来看，真诚就是不做那些事先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自己不能否认是不好的事情)，保持自己良心的纯洁。从"进取"方面来看，真诚就是敢于正视现实，正视自己的灵魂，强迫自己去做应当做的事情。
真诚是人生的命脉，是一个人价值的根基。严格说来，实际上也没有毫无真诚的人，但是虚伪的人必然会做出他自己不能不承认是丑恶的事。当然一般虚伪的人也不会作这种反省，因为他本来无所谓良心。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想：假设(这种假设就像是自然科学中的"理想实验"一样)有一个无形的公正的法庭存在，不可抗拒地抓住一切虚伪及丑恶的人进行铁面无私的审判，他们一定只能软弱无力地低头站在被告席上，哑口无言，无力申辩。
对于那些具有一定道德力量的人来说，当他们有时为了某种暂时利益而要违背自己信奉的道德规范之时，他们往往也会制造一些自我欺骗的理由。真诚，此时则往往表现为良心，对他们发出警告，产生一种制约。
我以为，真诚之所以是一个人价值的根基还在于：一个人不能仅限于不做丑恶的事，洁身自好，保持现状，还应当去做那些更好的事情。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虚伪。人生其实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这里，我想到俄罗斯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白轮船》中的"始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老好人"的莫蒙老头，他心地纯善，为人厚道，安分守己，勤勤恳恳，他向往着人世间美好的东西，他信奉着幸福和善良的象征长角鹿母，他常给他外孙讲起长角鹿母的故事，而且，常常"自己也被自己的故事吸引住了"。但是，由于软弱，最后在恶势力的淫威下，他终于违心地做出了丑恶的事，开枪打死了长角鹿母。
在这里，真诚的含义除了道德力量以外，已经渗入了意志力量。真诚，成了两种力量的汇合点，它不仅是衡量道德力量，而且也是衡量意志力量的尺度了。人的各种内在素质以及力量本来就没有一个严格死板的界限，它们是互相混杂、渗透、影响、制约、转化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意志力量的重要性，失去了意志力量，道德力量也将削弱，正所谓"不进则退"。尽管如此，我认为仍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为道德力和意志力厘定一个分野：道德力主要表现为防止堕落、倒退；意志力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进取。
推广来说，真诚这个东西，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衡量人的精神状态的特定准绳呢？深度不同的真诚，是否标志着人们内在的各种力量相互揉合后而达到的高低不同的境界呢？这些力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种：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当我们只是从人的内心或动机的角度去考察真诚时，真诚主要与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有关，而当我们把真诚进一步推广到人与人的关系，推广到效果时，则需要加进智慧力的因素了。在加进智慧力的条件下，真诚就不仅与道德问题有关，而且也涉及到生命以及人性的进化问题了。只有这三种人格力量均衡而且强大的人，才能从较高的层次上表现出真诚，在精神上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在人性的发展上达到较高的阶梯。
真诚，当然也并是通常意义的"不撒谎"。通常意义的"不撒谎"，往往只表现了一种低层次的道德力上的真诚，一种单纯的动机。较高层次的真诚，当然也可以外在地表现为不撒谎，但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也时常会发生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分裂。
医生在一定情况下对病人隐瞒病情，以控制病人情绪的波动，这无疑是必要的。在类似情况下撒谎，是出于一种更高的责任和动机。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当沙威追捕冉阿让，以诚实著称的散普丽斯姆姆为了掩护冉阿让，"一连两次，一句接着一句，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说着假话，把她自己忘了似的。"读到这里，读者们只会赞叹她的泰然自若，谁会对她的"说谎"有半点谴责呢?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家哈代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女性形象，也同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伦理学问题。纯洁的农村姑娘苔丝，曾遭受欺侮而失去贞操，后来又遇见了克莱，并对他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由于怕失去克莱对他的爱，几次要对他谈出这段悲惨而又不易被谅解的经历，话到嘴边，又嘎然中止。如何来评价这种情况呢？能指责她不真诚吗？如果孤立地看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说她具有欺骗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读完整部小说，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
在苔丝终于向克莱吐露自己的隐痛之后，苔丝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克莱离弃了她。这时候，苔丝表现出了怎样虔诚而又深挚的追悔啊！从她那想以女性的委婉，日久天长地去转变和软化克莱的"冷酷的理性"的柔情，我们体会到一种温馨的女性自我感；而她后来以出乎意料的行动，杀死那个曾侮辱她的恶少的勇敢，又使人震惊于她的爱情的强度和力度。正如小说中所形容，苔丝所表现的爱情是一种"浓厚而又奇特的爱情"。这种爱情，与克莱那种"真火少，虚光多"的爱情，形成了鲜明对照。直到苔丝被捕前，克莱才开始真正体会到苔丝的内在美质。
他对苔丝说："你困啦，亲爱的？我觉得你正躺在祭坛上面。"
但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祭坛，其实就是纯洁的祭坛。表面上不纯洁，实际上却具有难得的纯洁和真诚，这就是苔丝的魅力和特点。我们说，苔丝在婚前没有向克莱吐露隐痛，仍然是真诚的，这不光是她对克莱怀有真挚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她后来的行为证实了这种爱情。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撒谎"与真诚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出自善良动机而撒谎，我们只能判断他可能具有，但并不肯定具有一定道德力量。只有当他把这种动机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时，我们才可能确定他具有一定道德力量，并且具有完成某一件事的一定的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生活中也有着许多"好心做坏事"的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意味着这些"好人"的智慧力量的不足。但严格说来，并非一切"好心做坏事"的人在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上就无可挑剔。而正是由于"好心做坏事"的情况普遍存在，真诚的好心人才应事先更苛求自己。遗憾的是，这些情况也掩护了那些虚伪的人或为了某种私利以及暂时利益的人，使他们玷污了真诚而不易被觉察，从而逃避舆论的谴责。他们也常因此而心安理得。
若请每个人深夜扪心自问，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愿意对人撒谎，欺骗别人和被别人欺骗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事与愿违:谁又不曾被人欺骗过？谁又不曾对人撒过谎(至少是有好动机的撒谎)？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罩着一层面纱？
这种情况，严格说来，应当归入人与人的异化现象。 我们提倡真诚，从社会意义来看，就是要实现"人性复归"，就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重重屏障，就是要直接表现和完全发挥人的价值。当然，这些目的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社会条件的成熟，但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真诚本身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把责任推向他人，而应以自己的奋斗来推进社会条件的成熟。
真诚，作为美好人性最基本的内涵，作为人的多种内在素质的汇合处，是否可以看成是改造我们的民族精神，提高我们人口质量的一个突破点呢？我们提倡真诚，也就是要每个人发挥自己的道德力量、意志力量、智慧力量。最通俗的说就是一不做坏事，二要做好事，三要讲效果。
真诚，作为一种个人的道德力量和道德情感，它是具有那种品质的人对自己内心状态的一种体验和反省。真诚，它好比是人内心深处潜藏的火种，在平时，它只是静悄悄地蕴含着，然而，在黑暗、空虚、彷徨的时刻，在遭受巨大打击痛苦的时刻，它却会情不自禁地猛烈燃烧起来，给人以勇气、力量和光明，使人不畏逆境，勇往直前。
虽然，它有时也会偶然在无意中焚毁了他(她)的生命。正如我们后面所提到的马丁一样。
赫尔岑说：

"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是美好的，只要它忠诚于自己的良心。"

也许，并不能肯定每一个真诚的人都能在最后找到归宿，死而瞑目，但他至少却是问心无愧的，并且或多或少地对他的时代和环境有所贡献和益处。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话来说，这就是："只为信仰，不为成功。"（指追求真善美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内心真挚的向往）并不是说就不需要成功，相反，真诚的人应该力求成功。

二、马丁·伊登之死

《马丁·伊登》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是作者自己命运的预言。几年之后，杰克·伦敦也走到了马丁·伊登的结局。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具有感人至深的真实性的原因之一。
很少有其他小说，能以那样气势磅礴的话势，色调浓烈的词汇，栩栩如生地活画出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以及他的全面的给人以"立体感"的精神活动。这正是《马丁·伊登》的特色，正是小说艺术上值得赞赏的地方。(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
小说一开始，就揭示了马丁·伊登出类拔萃的地方，这就是他那强烈敏锐的感受力（敏感度）。正是由于这个主要的特点，使他的生命具有暴风骤雨的规模和大江奔腾的气魄。
感受力，这是主观世界通向外界的第一道关口，外界的一切刺激都要通过它达到我们的心灵。它是生命素质中最原始的东西。人们的千差万别，首先在感受力的指向性、强度、深度、广度上表现出来。感受力，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人生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他这个肌肉发达的身子里，遍布着直打哆嗦、感觉敏锐的神经。哪怕外界对他知觉轻微的一碰，他的思想、感觉和感情就会像明火不定的火焰似的飞舞、摇曳起来。"

这段话，简直使人活生生地感觉到马丁旺盛的生命力。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的注意力也必须高度集中和紧张，才能如临其境，跟随马丁浮想联翩。
有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世界。"--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很富有哲理。但是，这个"小"，却只能是大家都相对宇宙而言。实际上，人们的内心世界具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只有像马丁这样的精神巨灵，他的内心才是一块可以产生累累果实的园地。但是，在马丁未遇到罗丝之前，他的生命却仅是一片未开垦的、广阔的处女地。或者说，在未遇到罗丝之前，他的生命只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可塑性。正是由于这种可塑性，使马丁的名字和罗丝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对这种可塑性的思索。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探究爱情的真谛，体会人生的意义。
看这段话：

"他整个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都给一种暧昧、不安的情绪所困扰着；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可是他一直在梦想追求着什么，直到他碰到罗丝才有了着落。如今他的不安情绪变得又剧烈又痛苦，他终于明白，清楚而又肯定地明白，他必须获得的正是美、智慧跟爱情。"

马丁那种"暧昧不安的情绪"，正是生命力旺盛者所特有的东西。这种在内心蓄之既久的对于爱的渴求，当他遇到具有"超凡脱俗"的美的罗丝的时候，就正好以火山爆发般的力量表现出来。
他对罗丝一见钟情。那时在他的眼中，罗丝成了"天仙"、"女神"，成了"美、智慧跟爱情"的化身。这固然是由于他将罗丝理想化、偶像化了，但在罗丝身上，毕竟也体现了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美，这是他以前在下层生活中所缺少和陌生的东西。
好比一股清新的春风，刮进了他粗犷的生之荒原，驱散了骚乱和动荡的乌云，带来了温暖、灿烂的阳光，罗丝启发了他，激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他充满了焕然一新的人生的希望与光明。
于是，一方面为了配得上罗丝，更重要的是出于被罗丝所唤醒了的热爱美好、高尚的东西的天性，他开始了艰苦卓越的奋斗，开始了史诗般的生活历程。
"最狂热的恋人愿为一吻而死。"诗人的精神的名句在马丁的心中油然而生地重现着，如醉如痴地憧憬着，如火如荼地燃烧着，俨然变成了他自己的血肉。这种情绪的高扬，正是上帝对那些痴男怨女们特异的恩赐。只有真正地体验到这种境界的人，才会领悟到这个道理："爱情是生命的升华，人生的绝顶。"
从马丁身上，不是正可以看到这种最强烈、最浓厚的爱情，以及这种爱情对于人的理想的激发吗？
由于对罗丝的爱情，他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我变革，他探索着外部世界，他发掘着内心世界，他"在精神生活中一级级地向上爬"，实现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同时，在地位与事业上，他也从一个普通水手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家。
所谓生命的可塑性的主要含义就在这里：人的生命是多方面的、未定的、有选择余地的。各种遭遇对人生都有影响，而对人生影响最大的，则是爱情的遭遇。
不难想像，假如他没有遇到罗丝或像罗丝那样的女性，而一直蒙昧地在他旧有的圈子里东碰西撞，会是怎样？

"他一辈子老是渴求着爱。他的本性渴望着爱。这是他生来具有的欲望。然而他始终得到爱，只落得把自己弄得冷酷无情。"

这是他未遇到罗丝前的情况。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遇到罗丝，他只会继续过他那种混混沌沌，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压抑着，以至最后死灭，把它带进坟墓里去的冷酷无情的生活。只是当他遇到罗丝之后，他才解放和发挥了他的真实的自我，表现了他的全部的生命力。

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当他心灵中最神奇奥妙的爱的心弦被拨动，发出共鸣和音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整合的、雄厚的力量以及丰满的、全部的人性。
正是由于这根爱的主弦的带动，马丁身上其他所有的弦索才都因受到影响而活跃起来，使他的生命奏出了音响丰富、色彩绚丽的和声。
在知识的天地间，他纵横驰骋，达到了那些客厅中的教授们所未及的高度和广度；在艺术大海里，他扬帆远航，探取了光彩夺目的文学珍宝。由于对罗丝的发现，由于对罗丝的爱，他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资质，得天独厚的"不平凡的脑力"，他"不禁心醉神迷，觉得自己什么都干得成。"……但是，也正是由于如此，他走上了由罗丝所促成的，但越来越离罗丝远去的道路。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罗丝并不爱他，而他也并不爱罗丝。--他以前爱的只是用自己的理想美化了的罗丝的形象，而罗丝，爱的则主要是他的名声，而非他自己！当他真正地认识了自己的时候，他同时也认识了罗丝，看清了他与罗丝之间的无情的鸿沟。--他的作品是早就写出来了，为什么那时罗丝却不答应他呢？"早就完工的作品"这铁一般的事实使他迷惑，使他的精神失去了平衡。
好像是一个在高山上攀登得太快太猛的人，当他充满了信心一下子冲到山顶上，却出乎意料地发现那里原来是寸草不生的，于是在精疲力尽之下还来不及刹足、喘息，就从那希望的峰顶，跌入了失望的深渊。 正当他名声赫赫，哄动整个文学界，黄金万两，滚滚而来之时，他竟然抛弃了一切，身不由主地投海自杀了。
"一刹那，他还知道，下一刹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死了！大海茫茫，黑夜沉沉……在这庄严肃穆的悲剧气氛中，使读者的心随着一种深沉的节奏搏动着。他的死具有那样一种回转九肠的魅力，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情不自禁地思索那古老的宇宙人生之谜。
他死了，他是那么匆匆忙忙地就和这个世界告辞了。他的生命是那样短暂，但是，一万个苟活者的生命也不能与之相比。
他的死，是对那个金钱万能、虚伪丑恶的社会的蔑视和抗议，是对自己真挚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一切的否定。在那种绝非"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的社会里，一个人越是有精神力量，才越能在爱情上表现出"人类纯粹的感情"。
他的死，正是由于他的真诚，是他生命的自然演进。他不可能欺骗自己，苟且偷生。他的不可逃遁的悲剧，暗含在他的天性中，发自于他对生命的理解。
生命最大的意义之一就在于爱(具有极深刻含义的爱)。完整的生命必须包括得到完美的爱；趋向完美的爱必然能促使实现完整的生命。在严格的意义上，脱离了爱情的一切活动、一切奋斗和事业，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需要有爱的心灵来体会、共享。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安多纳德的话来说就是：
"倘使一个人不能用所爱者的眼睛去看，美丽的东西有什么意思？美，甚至于欢乐，有什么意思，倘使不能在别的一颗心中去体味它们的话？"
真正有爱的心灵就像镜子，反映着人们心灵的爱，使人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并激发人们去创造。我相信，那种在精神上渴求彻底了解，在心灵上需要最深处共鸣的人，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典型，而是表现了一种人性发展的共同方向。从这个角度来看，马丁爱的悲剧，是深值得同情的。
小说从罗丝口中介绍的那位靠勤俭起家的苦行僧勃特勒先生，正是作者用来与马丁作对照的。勃特勒的奋斗，正如马丁所批评："……似乎有点什么东西跟他自己对美和生活的看法格格不入。他在勃特勒先生的节俭而刻苦的生活里找不到恰当的动机。要是他为了爱一个女人，或者为了追求美才这么做，他就不会弄不明白了。一个最狂热的恋人会为了一吻什么都肯干，可是就不会为了三万金元干一年。"
在现实生活中，勃特勒先生正是那种人性有缺陷的人(或者说被异化了的人)的典型。
而对于马丁来说，"他发现自己爱美胜过爱名，还发现自己所以希望成名，主要还是为了罗丝。"

"爱情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爱情是不可置疑的，必须看作人生的最高奖赏。"

这是他的爱情观，也是他的人生观。
真正而彻底的爱必须摒弃一切外在的东西，而纯粹地建立在对象自身的基础上。而这需要生命的高度共鸣与理解。马丁的死，正是由于他得不到这样的爱。无论是罗丝还是丽茜，都不能理解他。而能够理解他的勃力森登又和他永别了，使他连暂时可以聊以自慰的友谊也得不到。
可怜的马丁，他有太多太多的爱情不知向谁倾注！他有太丰富太美好的思想找不到人分享！在这样的境遇之中，他似乎只有死才是自然的出路了。
然而，只有死才是唯一的出路吗？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马丁的局限，首先是智慧力量上的局限。
马丁的死，无可非议是勇敢而美丽的。但是，他的死是否说明他的生命力还没有达到理想的强大？或者说，他没有以强大的理智进行反思自省，从失望中超脱出来，因而，他也没有能够以更旺盛的热情与精力重新寻找一位理想的她。如果说马丁的死是由于他爱得太深沉了，他把整个身心的爱都灌注到了罗丝身上，这不过是说，他把自己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全都异化到了罗丝身上了而已。也就是说，他对自己还是不应有失望的。
还应当看到，完美无缺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我们抱着希求完美的先入之见来追求具体的爱，就必然彻底失望。我感到，作者为了完成马丁的结局，在小说的后半部对罗丝有所丑化，应当说，照小说的前半部看来，罗丝已算一位相当难得的女性了，在逻辑上不会引起马丁那样巨大的失望。
正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唯一的解脱在于寻求能够不断进步，永远向真善美接近的人。--这样的人是肯定存在的。
假如由于命运乖戾，将人们分布得可恶的不均匀不合理，使求爱者连这样的人也得不到，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死。马丁的死，主要也并不是他在理智上认识到活着没有意义，而是他在特定条件下，感情自然演进的结果。换句话说，死与生不只是纯理智和逻辑的问题，而且还是生命力本身的问题。生命力的存在是先于和高于一切认识的。
另外，还可不可以这样去想呢？爱的意义重点是它的主动方面，在于生命力的向外辐射，在爱的被动方面，在爱的回报上，并不强求同样的质量。也就是说，应该让生命更多地表现在"事业"上，即升华了的、对人类的爱上，而不是苛求具体的爱。从这个角度还可以更深刻地分析马丁·伊登的局限性，他对爱的理解是有"深度"的，但似乎还缺乏"高度"或者说"广度"。这种缺乏又影响了他的道德力量，使他难以达到更高的真诚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他走进了"超人"哲学的死胡同。当他走到极端之时，他也就陷入了绝望。此时他原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向悲观主义的方面转化。人性的各部分应平衡发展，个体发展的意义也不在于远离人类的平均水平。人当然应力求进化，但进化到一定程度，就应当把自己的生命力的重点集中在"类"的提高之上了。理想再崇高，也不应脱离自己的基础。生命力再强大，也不能站到人类的对立面来表达。也许有"天才"、"超人"或"贵族"类型的人，认他自己为道德价值以及一切价值的仲裁者。他们有一种精神力量向整个人类的文明挑战，独自默然地与宇宙历史直接对话，他们可以是"真诚"的。然而，至诚的人是不会脱离人道主义的行为理想的，他们最多只是在偶然的遐想中偏离人道主义。
我想，爱的问题，也许是人类精神现象中最复杂、最深奥、最不可穷尽的。"爱"这种情感的越来越丰富和复杂，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精神进化的无限性。
在20世纪的今天，爱情早已进化为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爱情在人性的实现和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她越来越多地贯穿在人类的各个需求层次中。对相当部分人而言，精神生活上爱情留出了多少地盘，其余的人生问题才能插进去多少。如果说某人比一般人需要更多地在事业上寻求慰藉，这往往表明他的爱情不够圆满。成功的爱情应做到：既满足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又能满足（或有助于实现）较高层次的需求。最成功的爱情应该是人的多层次需要满足的整合。
由于各种原因，能够获得成功爱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但不管怎样，一个超越了马丁悲剧的人，是能够达到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自由的境界的。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的内容进行自我调节，而避免生命成为一个局限的封闭体系，使自我不断发展，使生命力连续发挥。这样的人能经受住任何人生的遭遇和不幸，不会被任何外来的打击所击败。
好比是一团熊熊的火焰，狂风吹不熄，暴雨扑不灭，而注定燃烧到最后一刻。真正地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人生观上有一种献身精神，而需要在世界观上达到一种洞察秋毫的高度，和对事业认识的透彻的深度了。

三、亚瑟的出走

《牛虻》中的亚瑟与马丁一样，也经历了巨大的失望。
失望，这是任何一个真诚的人必然会在人生的旅途中饱尝其苦味的东西。而对于亚瑟和马丁来讲，更是经历了不寻常的失望。
凑巧的是，在《马丁·伊登》中作为结局的失望，却是《牛虻》戏剧性的开端和引子。
在《牛虻》中，失望不是像日常生活中人们那种世俗的平淡的悲哀，也不是像《马丁·伊登》中那样的致命的毒药与不可解脱的桎梏或死结，而是作为一种对生命的巨大而严峻的挑战出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挑战，促使亚瑟完成了激励人心、无可比拟的变革和飞跃--而在《马丁·伊登》中，马丁是在爱的渴求与憧憬的刺激下完成的。
正如缺乏生命力的人看不懂《马丁·伊登》一样，没有经历过巨大失望的人也不会深刻地理解《牛虻》。
对于一个真诚的人来说，"失望"就是外界的虚伪和内心的纯洁，现实的丑恶与理想的美好的矛盾的具体表现。只有至诚的人，才会发生巨大的失望，也只有至诚的人，才能经受住巨大失望的考验，而变得更加深刻、成熟、隐忍。从这个意义上看，失望虽说是人生不能避免的痛苦，但同时也是使性格完善的催化剂。失望，使一个真诚的人能迅速地了解和适应进而变革他所面临的世界。
在失望的问题上，我们可以从亚瑟那里看到一种具有完善素质的男性的典型。正是这种典型，一扫那些不痛不痒的庸风俗气，以酣畅淋漓的方式，独特地回答了人生中巨大的挑战，使人真正感到生命的伟大、精神的光辉。
生命力的真正顽强与彻底，应当表现在越失望便越真纯，越痛苦便越坚韧。这就叫"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
真诚的生命正因为对外界的失望而被反衬得更加美丽。一个至诚的人，当他失望的时候，他的自我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外界的东西变了。外部的东西在眼前，在身旁暗淡了，倒下了，崩溃了，然而自我依然挺立着，也就是说，他对自己还没有失望。他的自我一直是坚实的，稳固的，纯真的，是绝不因外界而转移变化的。一个坚持不懈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本身就是真善美的象征。
然而，对于好些人说来，就不是这样了。当他身外的东西倒下的时候，他自己内心的东西也跟着崩溃了，这说明他原来的自我就不坚固。那种所谓"内在"的东西，原来仍然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我们谈到的《牛虻》译本，虽有某些删节，但仍能使人敏感出它艺术上的完整性。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构思和布局具有古希腊雕塑的那种匀称、巧妙、统一。小说的每一局部，都与其他部分紧密地联系着，浑然一体；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服务于深刻的主题，耐人寻味。
小说在开始用精炼而意味深长的语言，巧妙地暗示了亚瑟内在的天真无邪和纯洁真挚的美。比如说亚瑟与蒙泰尼里漫游瑞士时其中的一段：

"亚瑟对于景物的变换特别敏感，他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瀑布，就使他沉入狂欢之中，那样子连别人看了也为之高兴，但当他们逼近积雪的山顶，他又从狂欢坠入了梦一般恍惚的状态，那样子是蒙泰尼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亚瑟和那些高山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他往往一连几点钟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阴沉而神秘的呼啸着的松林之中，从挺直而高大的树干中间向外边看出去，看着那外边的闪烁山峰和光秃崖石组成的阳光灿烂的世界。"

只有感情世界丰富的人，才会对大自然有如此敏锐而强烈的感受力，能够与大自然交融在一起。这时我们看到的亚瑟，是单纯而富于幻想的。正是这一类的描写，与13年后的牛虻互相映衬、对比，使主人公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鲜明以至令人信服。
可以借用后来狱中相会时，蒙泰尼里的一段语重心长的感叹来体会亚瑟的变化：

"……我的可怜的孩子，你变得多么利害，你变得多么利害了啊！你好像沉没在整个世界的忧患所汇成的大海中，你是一向那么充满人生欢乐的啊！亚瑟，真的是你吗？…… "

蒙泰尼里的感叹，也句句说在读者的心上，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感受着牛虻那种大海般的深沉。小说对于亚瑟在拉丁美洲的13年没有详细描写。--可能这是需要以单独的篇幅发挥的，所以作者后来又写了一部《断绝了的友情》。但正是由于这一段空白，才使亚瑟与牛虻的对比更加强烈了。

亚瑟是在经历了一场难以言喻的可怕失望和精神危机后出走的。小说这部分的精彩描写，是最令人留连忘返的地方之一。正是这样的描写，为我们分析13年后的牛虻找到了最深远的根源。反过来，正是13年后的牛虻，使我们理解当初的亚瑟何以要变革自己。
光是"一个出卖忏悔人的教士"卡尔狄就使他够受的了。这种"隐约的惊奇"使他单纯、诚挚的内心起了震颤，然而，真正使他难受的，却是他对自己泄秘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的自责与羞愧。正在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境中，又突如其来地飞来了自己热恋的琼玛的一记耳光。--这正是需要同情与安慰的时刻啊！然而这一耳光却是那样武断与冤枉人，与其说是手打在脸上，不如说是刀砍在心上。这已经是几乎不能忍受的了……一切都似乎全完了。"一个活生生的灵魂被毁灭了"，世界己变得这样乏味，活下去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然而，命中注定他还没有到死的时候，连喘息一下都来不及，更可怕的失望和打击又接踵而至：这是梦魇般的事实，亲生的母亲欺骗了自己！给自己奠以安身立命的基础的最亲爱的和最敬爱的蒙泰尼里也欺骗了自己!
这是何等可怕而巨大的失望啊！也许，对于我们这种经历和环境的人来说，亚瑟的那种失望的程度，是任随我们怎样去估计和意会，都不会过分的；此时，亚瑟从那心如死灰的状态一下子又被卷到惊涛骇浪之中。在各种失望与痛苦的焦点上，在这翻江倒海一般剧烈的时刻，犹如快刀斩乱麻，他"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刹那间冲破了一切矛盾，迅速地超脱与解放出来。他用笑声告别了过去的一切，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亚瑟抛开了一切，只身出走了。他的出走，与马丁的死一样，是令人深思的。
有比较往往才能更深地理解。我不由得联想到《简·爱》中简·爱的出走。她出走的原因与亚瑟出走的原因同样都是由于失望，但各自的含义却有很大的差别。分析这种差别，可以引出一些更深的东西。简·爱的出走主要是出自对自尊心的维护，是对失望的一种缓冲。而亚瑟的出走，却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提升，对失望的一种超越与战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也许，简·爱的出走主要限于内心生活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自然而真诚的，正如她后来又必然归依了罗彻斯特一样。
在小说中，当发生教堂突然事变后，有这么一段话描写主人公内心剧烈的矛盾：

"我正在经历着一场严厉的考验。一只熟铁似的手抓住我的要害处。可怕的瞬间充满了挣扎、黑暗和燃烧，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为人所爱，而这样爱我的人又是我绝对崇拜的。可是我却要弃绝爱与偶像，一个凄惨的字包括了我受不住的责任：'走！'"

认真地思索一下这种现象，是很有意思的：简·爱既然仍然爱罗彻斯特，为什么又要走呢?
很容易的解释是，迫于礼教和舆论的压力，但这显然是太简单而很难令人满意的。更深入、透彻的答案，应当从分析理解她的内心矛盾中去寻找。这种矛盾可以借用"理智和感情的矛盾"这样的语言来表达。--类似的矛盾，我们也可以在《牛虻》中多次看到。在这里，所谓"理智"是对于自尊心本能的维护，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是意志力量和智慧力量对于道德力量的一种提升。所谓"感情"，则是欲望的最原始和直接的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的体验，它虽在一定意义上是脆弱的，但又十分执着。这种矛盾的最后解决，最好不要理解为谁克制谁的问题。在理智与感情中，只有感情才是最终的归宿，理智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达到这个归宿。
而直接地从表面看来，理智常常被误认为是与感情背道而驰的。实际上，理智对于感情的克制，往往表现了更深更强的感情。
简·爱这个女性，是以强烈而深沉的自尊心为本质特点的。简·爱假如不出走，借以捍卫她那倔强的自尊心，她就不成其为简·爱了。假如去掉了她的那些最足以说明她的个性的事件，原来的简·爱还存在吗？她捍卫了她的自尊心，实际上就是捍卫了她自己的价值，也就是捍卫了她对罗彻斯特的爱情。人类奇妙而丰富的感情，往往正是这样本能地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从而使自己显得更加缠绵、委婉、含蓄、深沉以及美好的。
至于在《牛虻》之中，牛虻之所以对琼玛"迟迟不肯把夙愿一笔勾销"，向她承认自己就是亚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这种看法来解释。
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有句话含义深刻，它可以用来表达自尊心的重要："人的依赖肯定存在，比依赖面包更甚。"人吃面包是为了活命，但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生存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只是靠本能的需要而吃面包，维持自己的生命，这种本能与动物相比又有多大区别呢？人对自尊的需要，表现了人性的觉醒。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这只是指人性的平均水平而言；作为个人来说，如果衣食不足也知荣辱，则表现了他的个性的高尚。自尊心的强弱可以反映人性的进化程度。鲁迅先生所塑造的阿Q典型，正是深刻地剖析了一种人性的蒙昧以及一种缺乏自尊心的劣根性。
现在再来看亚瑟的出走。他的出走为什么特殊地使人感到有一种主动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呢?
这是否因为，他们的失望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亚瑟的失望，不像简·爱，仅限于对个别的人、事，而是包括了整个的信仰与事业，在精神上，是"立体"的；而简·爱的失望，只能算是一个"面"。
最令人探赜索隐，回味无穷的是亚瑟那种失望的规模和经过。亚瑟所遭受的打击，有如风驰电掣，铺天盖地而来，使他赖以生存的一切，根深蒂固，顷刻瓦解；盘根错节，瞬间毁灭。而亚瑟的不同凡响正在于这里:面对着这样不可思议的可怕绝境，他做出了闪电般敏捷的反应。他以迅猛的意志，力挽狂澜，绝处逢生。
他的出走，是对于丑恶、伪善的激愤的宣战；是一种要在荆棘丛生的荒原里，独自闯出一条道路来的勇气；是一种突破旧有狭隘情感世界，建立一种新世界观的决心。
他的出走，不仅是出于一种感情生活的延宕和隐退自省，不仅是出于对洁身自好的真挚自我的轻柔抚慰，更重要的还包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改造，是一种为了复出的隐退。或者说，本身有一种"事业"的需要与含义。事业，实际上是一种感情的更大更高的追求。只有在事业面前感情才能得到充实、发展和深化。正是由于事业，感情才不致于像封闭静止的一池水，迟早总会干涸，而是如同源源不断的泉水一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事业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要求进一步表现的固有人性，是一种生命的热量大量散发的需要。因为个体都是有限的和有缺陷的，只能存容一定的热能和平息一定的骚乱，所以散发热量的生命就必须将个体扩大到社会乃至全人类。而这种因人而异，对"类"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也就可以叫做"事业"。
生活的内容，人生的主题，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事业与感情(狭义的感情可理解为爱情)两大领域，怎样来比较它们，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事业虽然也是发端于感情，而且在一定意义下它是感情更大的追求。但它却是一种彼岸的、抽象的、处于探索状态中的东西。但是，人总是需要在现实中取得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温情的东西来倾注自己的爱与生命力，同时也从中得到营养、补充、共鸣和激发……
一个人在事业上尽管竭尽所能，影响了社会与历史，但这种影响的价值却是难以确定的，甚至有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这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先例，这是因为扑朔迷离的现实本来就难以把握;而且历史的演进中总会有不能预料的偶然因素存在。但是，一个人在爱情上却有可能获得比较肯定的成功，因为他所爱的对象是单一的、确定的、相对稳定和容易把握的。一个人爱情的成功可以促进事业的成功，这几乎是不用怀疑的。爱情对于事业有重大的影响。只有完美的爱情，才有可能促使生命的潜在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没有事业是外在的黑暗与空虚，没有爱情是内在的黑暗与空虚。而人总是向往光明，渴求完善的。
缺乏事业是营养缺乏，缺乏爱情是食物缺乏，爱情是更根本的东西。只有用事业来充实，才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但是如果没有爱情，人生就缺乏内在的安定与动力。
即使是对于那些富有意志力量的强者，只要他们的人性是健全的，缺乏具体爱情带来的骚乱，都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
假如用"事业"与"感情"来概括人生的两大内容及主题。它们之间还能不能进一步地确定谁更重要呢？我们能否用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看待它们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基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情况:不仅在长期的人生阶段的进程中，甚至在短促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遇到"事业"与"感情"的矛盾，在两者常常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我们往往被迫做出选择。
大家都熟悉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自由(即事业)，比爱情(广义的即感情)更重要。但是，应当看到，由于人们的内在素质的不同以及人性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它们两者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划分谁更重要，对它们的选择也没有一种死板的价值标准。社会条件当然首先制约着这种选择，然而从根本上决定人们做出选择的，却是人们内在素质、三种人格力量的构成、以及生命力的强弱。一般说来，一个人智慧力量与意志力量相对较强，道德力量也稳定，倾向于选择事业；一个人道德力量相对较强，而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较弱，倾向于选择感情。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人对事业的选择，使他的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而一个人能忠实于感情，即使他在事业面前停步不前，也不能否认他具有一定的稳定的道德力量。事业和感情的价值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生命力的问题，生命力，在这种意义上，也表现为胆略、魄力和勇气。生命力强的人在感情的范围有限的情况下，总是力求尽多地在事业的领域内发挥自己。
生命的最有价值的行为，就在于一种尽量让感情和事业统一的巧妙的追求，使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感情是本源和基础。事业应建立在纯真的感情之上，应当出自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只有具体的与人类命运和社会进步相关联的事业，其动力才是稳固而持久的。因为这种事业代表了普遍的人性力量，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追求真善美本身就包括着把行为扩大到"类"的含义，对真善美的具体的追求必然导致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如仅仅停留在对抽象的真善美的追求上，则容易陷入一种虚无，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观念化，而不具有此岸性。
正如我用事业区分了亚瑟的出走与简·爱的出走一样，从事业的角度上，我们也可以看清楚牛虻与马丁之间的差异。马丁的死，主要表现为一种感情的悲剧。他的死，也表现了他的事业的局限，他的事业是被罗丝激发起来的，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对个人的爱，在内容上又囿于对美的追求，因此不能够给他一种强大的超脱力量。在他对罗丝失望后，事业也就成了断线风筝。而亚瑟，一开始就是在追求一种与人民命运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事业。这种事业，又是与对琼玛的爱的感情统一在一起的。小说开头在描写亚瑟参加秘密会议后，有这么一段：

"亚瑟回到宿舍，轻快得像长出了两支翅膀，他感到一种绝对的纯净的快乐，那一次会议里，已经有准备武装起义的暗示，现在琼玛又是他们的一个同志了，而他是爱她的。"

正是由于事业和感情的这种融合，亚瑟的精神境界才更加开阔，才有那种可以在人生中回旋的余地，才有那种战胜巨大失望的力量。马丁与牛虻有着一种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质的区别。与他们在世界观上的差别相映，他们在人性上也有很大差异，牛虻的人性的丰满不亚于马丁。牛虻对感情的追求，也比马丁更内在、更深藏。
人类对感情共鸣的需求，以及有关爱的细腻的情感，是人性在精神方面进化的表现。而牛虻的坚强，则正是由于他体现了这方面的强烈的特点而被鲜明地衬托出来的。
一个人对于感情共鸣的需求，越是细腻便越是难以实现。一个人要是不追求事业，就容易在这种需求以及它的不能实现的矛盾中毁灭。在这种需求至少暂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压抑这种需求，让生命尽多地表现在事业中，这不仅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而且还体现了一个人道德力量的崇高与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的强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借保尔·柯察金之口对《牛虻》评价道：

"……牛虻的本质，就他的毅力，他那种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以及那种能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的典型而言，我是赞成的。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的典型。"

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它道出了《牛虻》的精髓。从牛虻的身上吸取力量，最重要的也就在于学习他那种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忍受考验的无限力量"。这种力量，也就是有着道德力量和智慧力量作基础的突出的意志力量。在他身上，也体现了一种理想人格对失望的态度。
《牛虻》中引人注目的和引起争论的绮达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牛虻与绮达的关系，甚至于连琼玛也难以理解，然而这正是表现牛虻的个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琼玛是从一种普通的道德观念来推论和衡量他的。她不能理解他那种深不可测的"内在的黑暗"，不能体会他那种最孤独的"只是寂寞、寂寞……"的痛苦，不能敏感他那最旺盛的生命力和最渴求爱而又得不到爱的心，更没有懂得他那蔑视一切权威、偶象、"传统的道德法典"的超脱心境。
对于牛虻与绮达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不能仅从理智和意志的角度去衡量和要求，而应当透过表面看到牛虻那种极其丰满和真纯的人性。这种人性使牛虻那种无可比拟的意志力量显得更有说服力。正是由于牛虻和绮达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牛虻，而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人不是神，凡是人皆有弱点。故一个能真正地打动人的英雄，必是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有弱点或缺点的英雄。黑格尔所说的理想的典型人物性格应当具有的三大特征，首先就是"丰富性"："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也包含有这种意思。
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要比较其中一种，必须在比较对象其他几种素质都一致，或至少是相近的情况下，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一种性格，只有在人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了某一方面，才是值得钦佩的性格，突出的那一方面，也才会使人折服。

"外在的黑暗不过是一个只值六便士的玩具地狱罢了。"

这是牛虻对琼玛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多么诙谐而又沉郁，多么意味深长！对于外在的黑暗，他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毅力和勇气，但他却永远向着真实的人性顶礼膜拜。是的，也许可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软弱的。但这种软弱却衬托和美化着他的坚强，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坚强，是一种人性的坚强。不能想像一个在感情上完全冷若冰霜的人会在深刻问题上表现出坚强意志。 在性格问题上，是应当容忍一定的"软弱"的。否认这点，就是忘掉了感情与需求是出发点也是归宿，使目的完全异化成了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不倒翁也可以永远"屹立"，但他却是毫无心肠的。雨果的著名小说《九三年》中的西穆尔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他不停地读书，这样可帮助他去忍受独身生活的苦难，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制约的生活更危险的了。他没有家庭，他把祖国当作他的家庭。没有人肯嫁给他做妻子，他便和人类结成了白首之盟。这种结合是伟大的，但实际上却是空虚的。"

这些话，可以看成是雨果批评西穆尔登的伏笔。很难想像一个没有过家庭的人，能充分关心家庭的疾苦，一个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能充分同情爱情的辛酸。西穆尔登意志力量的畸形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异化现象。人性的畸形发展使他在其他方面疏远了人类。雨果在西穆尔登与郭文的争论中，同意郭文，是有他的道理的。 牛虻和绮达的关系，也并不是没有一定基础的。从小说可以看出，绮达是真正爱牛虻的，而牛虻，也不可能没有体会到绮达的真情。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较为细腻的描写可以令人信服他们是有着一定感情共鸣的：

"'唱那一支失马的民歌，那跟你的嗓子顶相配。'
绮达开始唱起那支匈牙利的古老民歌，唱的是一个人先失去了他的马，后失去了他的家，接着又失去了他的爱人，因而只能死在摩哈奇的战场上，丧失了更多的回忆来安慰自己。这支民歌是牛虻特别喜爱的歌曲之一，那猛烈而又悲哀的旋律，和那复唱中的斯多噶主义所给他的激动，是那些软性音乐从来没有过的。"

"绮达的歌声非常优美，从她嘴里发出来的音调是清越而强有力的，充满了狂热的人生欲望。
牛虻听得睁着两眼，张着嘴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唱得这么好……"

固然，牛虻和绮达的关系是谈不上什么思想基础的，但若否认他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那也是错误的。
在那样的黑暗与险恶的环境里，他们的关系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人生的光明。他们的关系，更是和那些衣冠禽兽、荒淫无耻的道德水火不相容的。
应当指出的是，牛虻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的表现。我想，对于他人来说，除非那种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到了和牛虻一样坚强的人，才有资格去苛求他。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亚瑟这个动人的形象外，其中蒙泰尼里和琼玛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蒙泰尼里这个人的性格，与其说是复杂的，倒不如说他是单纯的。读了《牛虻》，蒙泰尼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那十分突出的道德力量。虽然他的素质由于其他方面的缺乏，而未能使他自己的真诚上升到一种比较理想的境界与高度，但由于他主要素质的鲜明，使他仍然使我感到可亲，并对他那充满苦难而矛盾的一生寄以深深的同情。
蒙泰尼里的道德力量，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表现出来的。且不谈他在后来所保持的那种"无可非议的私生活"，他那种对亚瑟的深挚的爱以及永远受着良心谴责的内心生活是非常感人的，以至牛虻的铁石心肠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动。

在教堂里，当蒙泰尼里祷告的时候，他赤裸裸的灵魂被牛虻偷偷地窥见了：

"'我的可怜的孩子啊，我的可怜的孩子啊！'那断断续续的低语里充满着无穷的绝望，牛虻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接着又是一阵沉重的无泪的呜咽，正如一个人肉体上受到莫大的痛苦，他看到蒙泰尼里绞扭着双手。"

"他料想不到那过去的创伤竟会惨重到这个地步。往常他痛心时总是安慰自己 '我用不着再烦恼，那创伤是早就治好了的'。现在又隔了这么多年，那个伤疤又在眼前赤裸裸地揭开了，他看见它们在流血。"

蒙泰尼里的那种无穷无尽的痛心疾首的追悔，和那颗一旦破碎便永远不能弥合，永远流着殷红鲜血的心，与那些不痛不痒、浅薄健忘的人比较，倒是显得十分难得可贵的。对于那些惯于自己欺骗自己的人，更是触及灵魂的。

但是，为什么蒙泰尼里却不能使人感到钦佩，更谈不上使人感到力量呢？他欠缺什么东西？能否认他具有"真诚"这种最基本的内在素质吗？能否认他具有一定的道德力量吗?
当我们要否定时，他又显得似乎具有；当我们要肯定时，他的确又有某些虚伪。这种情况使我们进退两难，不能对他"盖棺论定"。
如何来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这个问题，我以为仍然可以用我们前面已使用了的方法来分析，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们的差别并不仅是阶级、职业、年龄、性别等外在的因素构成的，人们的差别，还可以从内在的素质，以及人性的具体发展上来看。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为什么出身于同样家庭，处在同样地位和环境中的人们会有那样大的差异呢?例如，燕妮和她的哥哥就是这样。他们中一个是真挚而高尚，献身于革命，一个恰恰却是"冷酷无情的名利之徒"，最后成为当时冯·曼托伊费尔反动政府的内务大臣。恩格斯出身于资本家，若仅从经济地位来划分成份，他自己也是资本家，为什么他却偏偏成了向资本主义宣战的叛逆者呢？或许有人仍然不信服这种说法，而是只强调作为外因的环境的作用，那么，那些被科学杂志多次报导过的连体兄弟，他们在性格上也表现出了很大差异，难道这也是由不同的环境所决定的吗？难道连体兄弟可能处在不同的环境吗?

这不从人本身上去找原因是不能解释的。人本身就具有一些可以比较的"自身的自然"，作为人的内在素质的三种人格力量，是个体发展的内在心理因素，是形成性格的基本元素。这三种力量的每一种强大或缺乏都会影响其他两种。正如前面所说："人的各种素质和力量并没有一种严格的界限，它们是互相混杂、渗透、转化、制约的……"它们复杂的有机的关系，要清晰而毫不含混的把握是不容易的。一种力量中常常掺杂了其他两种力量，但是，如要笼统地把它们都说成是一种力量，同样也是困难的。但一般说来，作了这种划分是有助于思考和解释一定范围内的问题的。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肯定地指出：蒙泰尼里所缺乏的正是智慧力量与意志力量，其中最主要的是意志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没有能力克服内心障碍，解决外在的矛盾。当他的人性与信仰发生矛盾之时(例如在他和亚瑟的母亲葛兰弟斯的关系上)，也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而只是简单地迁就自己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做感情的奴隶。事后又问心有愧，又痛苦又忏悔。而当他在责任的可怕的两难情况下，更是无力做出选择，只能把担子推向他人。在牛虻被捕后，蒙泰尼里曾面临这样的难题，正如他对牛虻所说："如果赞成开军事法庭，我就杀了你；如果不赞成，我就冒着杀无辜人民的危险。"对于这样的难题，他的内心力量是无法应战的，只好荒谬地要求牛虻自己来解决和选择。
也正由于蒙泰尼里人格素质中薄弱和欠缺的部分，在那最后必须在上帝和儿子之间选择的时刻，他自然也是无能为力，痛苦万状，最后只能因内心的一种惯性力量而屈服于信仰，让信仰占了上风，暂时被推向了上帝。
可以说，蒙泰尼里一生的苦难，主要是由于他具有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人性和信仰的冲突所造成的。出自一般的人性，他对亚瑟有一种强烈的亲子之爱；出自他的特殊的教士地位，他又不能对亚瑟表现出那种人类的纯粹感情。要儿子就不能要上帝，要上帝就不能要儿子。
黑格尔在《美学》中写道："生命是在向否定以及否定的痛苦前进的，只有通过消除对立和矛盾，生命才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如果它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面，不解决那矛盾，它就会在这矛盾上遭到毁灭。"由于意志力量和智慧力量的缺乏，他无法解决儿子与上帝之间的矛盾。二者既缺一不可，但又不能同时共存，儿子被枪决了，上帝的存在也没有意思了，于是他就必然走向了毁灭。他最后在强烈的刺激和痛苦中发疯了。他的发疯又和亚瑟的出走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助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黑格尔语）那么，在矛盾中导致的毁灭则表现了性格的平庸与软弱。当然，若把蒙泰尼里的"发疯"看作是他的"人性"最后否定了"信仰"，则他的性格另一方面就有所升级，他的道德力量得到了更确定的表现。
缺乏意志力量的人是可能有较好的低层次的道德的，正如一个意志坚强者可能是一条恶棍，但却是一条"有作为"的恶棍。缺乏意志力量的人可能有较好的道德的原因在于：虽然防止倒退也需要有意志力固守陈规，毕竟比进取要容易。进取除需要意志力量外还需要智慧力量的认识作用。道德力量的作用主要在于人性的保持，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主要在于人性的进化，--当然，一种缺乏道德力量和行为理想基础的"进化"是畸形的。

我们再来看牛虻是怎样回答的。面对蒙泰尼里的软弱，牛虻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如果一个人必须担当一桩事情，他就必须尽力地担当下去;如果他担当不住，垮掉了，那也活该。"所谓"尽力"，就是不仅有道德力量的基础和根本，还需要有意志力量与智慧力量的条件与保证。所谓"如果担当不住，垮掉了，那也活该"，只不过是"只为信仰，不为成功"换了一种的诙谐说法罢了。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也是颇有典型意义的，这就是忠实而又坚强的玛梯尼。是否可以认为：玛梯尼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他的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这两种力量，特别明显、综合性地表现在他最后决定不顾一切，舍命救出牛虻之上。但是，他是缺乏"智慧力量"的。这就限制了他的精神境界的深度和广度。他明显地不具有牛虻的那种机智与灵感，以及类似艺术家的那种气质。也许，正因为如此，且不谈其他原因，难以设想他和琼玛最后会结合，尽管他后来终于泄露了自己的深情。

若从内在素质方面来区分，我们还可以举出世界文学中的两个典型，一个是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他具有较强的智慧力量，也有一定的道德力量；但他的意志力量较薄弱。他聪明，但又不能抗拒诱惑，堕落之后但能反思自省，进行自我变革的探索。一个是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他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力量与意志力量，但却缺乏道德力量的根本，缺乏对"善"的追求。他雄心勃勃，拼命往上爬。只是在临死之前，他才凭着智慧力量进行反省，悟出了一些与善有关的道理。

小说关于琼玛，着墨不多，这使她的形象比不上世界文学中的另一些女性形象(例如安多纳德、达吉亚娜、苔丝等)丰满。但是，仍然比较成功地使人感到她是那种具有较完美素质的女性。她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有的优点，这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事业心。（由于这种优点又使我将她与居里夫人联想在一起，这是一种超出狭隘的情感生活，使人生向纵深发展的优点。）对于生命力极强的男性，这是一种可以平息绝大骚乱的较为完美的女性。

在小说中，用的是"性格中沉静的力量"、"稳定的心理平衡"来概括她的特点。这样的语言又使我想到罗曼·罗兰所回忆的玛尔维达·梅琛宝，他的忘年交、七十多岁的老妪："她的脸容是完全坦然的，……除了柔钢式的眼光外，她脸上最触目的是嘴边刚毅的皱纹，这刻画了孤独的生活，严酷的经历，幻灭的希望，以及生命力，一个被和蔼的笑意净化了的生命。她倾听着，注视着，安静地微笑。然而一种尊敬的感情围绕着她。她焕发着天然的尊严，她的威信摄服了最轻浮的和出身最高贵的人。"然而，这难道只是年纪增大和阅历的累积的结果吗？有没有一种女性，在气质上综合了两种典型女性的优点？这两种女性表现出强烈的相反:一种是热情如火，奔放不羁；一种是理智如冰，恬静安详。
是否可以认为，女性具有这样的"平衡"，在男女性别的差异和特点上，是极为重要的呢？是否可以认为，自然赋予女性的使命和天伦，就是偏重于感情的领域呢?
也许，女性这种在感情领域的偏重与男性在事业领域的偏重，恰好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契合。当然，这种"偏重"是就最一般和普遍的情况来说的，对于那些天赋极高的女性来说，又另当别论了。但是，应当注意：第一，这种女性并没有失去女性的一般优点。例如，居里夫人，在事业上有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是一个温厚的妻子与仁慈的母亲，第二，她们从事的事业，除少数例外，大多数都往往带有女性的特点：如大量的女作家、艺术家。她们取得的富有特色的成就，有的是男性望尘莫及的，有的则标志她们所独占的一些舞台和领域。

琼玛的和谐的形象使人感到，一个女性怎样才是更接近完美的女性。这就是在感情丰富、稳定的基础之上还要多一种对事业的追求。
一个女性可以具有一般女性不具有的优点，却看不到一般女性所共有的弱点。当然，一般女性的优点在这种女性身上也必然是更明显的。这就叫做"女人更富于女人风度"。女性发展的结果是女性味更浓了。然而，假如一个女性不是先具有女性的优点，而是外露地畸形地追求男性化，尽管这种女性具有某些一般女性所没有的优点，这样的女性往往是悲剧性的。她们的畸形追求，往往反映了她们内在力量的不平衡。 是否男女不仅有生理上的差异，而且还理应有精神以及心理因素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不是先天的，至少也应在后天表现出来？社会越发展，人类越进化，男女是否主要是在地位以及外部条件下平等，而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要趋向一致？个性的解放，性格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男女之间在心理和精神因素上失去差别。人性的发展，不应当单独强调某一方面，而应当全面发展。而女性的全面发展则意味着在发展人类共有的那些方面时，也发展了女性的特点。 人性的发展固然首先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只是一种发展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定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就是给人类的自我选择留下的余地。人类的自我选择，则取决于人类的价值观念。
以上关于女性的议论，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考虑。随着社会发展，男女平等，妇女的家庭作用与职业作用的矛盾将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也可以从上面所谈到的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四、音乐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具有浓厚艺术特色的文学巨著。它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部"音乐小说"。

在第一册，幼儿克利斯朵夫的听觉感官觉醒了: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它们互相应答，带点儿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化出无数的梦境。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妙的音波在轻清的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和暖的微风吹过。"

跟随祖父到教堂里，小克利斯朵夫首次被音乐所震动：

"忽然有阵瀑布的声音，管风琴响了，一个寒噤沿着他的脊梁直流下去，他悬在半空中，像一只鸟，长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充塞着穹窿，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它一齐奋发，振翼翱翔，飘到东，飘到西……"

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类对音乐惟妙惟肖的描写。甚至连这样的句子也是能引起音乐联想的： "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的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开去。随后又是一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

这样的意境本身就是容易为音乐所表达的，对于有经验的读者来说，当他们欣赏某些交响乐时，脑海里就可能会浮现出这样的意境。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一部以音乐家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音响世界，它启动着读者的听觉遐想，使读者仿佛置身填满音符的空间，以至增添了不少感染力量。

"生命飞逝。肉体和灵魂像流水似地过去，岁月镌刻在老去的树身上，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新。啊，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

这散文般的语言，不喜欢艺术和音乐的人也许会感到有些夸大其辞，但对于真正领略过音乐魅力的人，却会唤起一拍即和的共鸣。
"语言的终止，便是音乐的开始。"音乐借助"无形世界"的独特语言，既能默示某种深奥的哲理，又能表达某种微妙而幽深的情感。音乐，它不是直接地与思想相联系，而是直接地与情感相联系。
无论对于音乐家和欣赏者都是如此。对于欣赏者，它通过对感情的调节启发其思想。音乐，由于它是最具有共同美的艺术，它最能直接沟通人们的心灵。
音乐，对于音乐家来说，则是生命的记录。"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不是音乐。"因此，音乐家的作品，越是真挚便越能感人，越是深刻便越能长存。音乐的美与其他艺术相比，是更需要用心灵来感受，而不是用理智去分析的。
正如贝多芬所言："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只有旋律和技巧，最多只能迷惑一个人的感官，而不能打动一个人的心。因为这只是一种外在的美，一切外在的美再精巧再华丽都不能使人享受到完整的真正的美。只有外在的美与内在的美结合起来之时，才算是完整的真正的美。所谓内在的美，就是音乐家真诚而高贵的灵魂，以及他凝结在作品中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只有具有这样的灵魂以及内在素质的音乐家，才能创造出较高的艺术美。《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的正是这样的音乐家。 因为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所以它容易博得广泛的喜爱与共鸣；又因为它描写的是一个天才的生命，故又有很多神秘深奥的东西够大探究和细嚼。与《牛虻》、《马丁·伊登》等小说相比，在某种意义上，《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感情生活的领域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开拓了更多的思索余地。而对于作者来说，他选择了这样一位特殊的天才音乐家做主人公，对于表现其人性探索的主题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让作品能够具有高度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约翰·克利斯朵夫》洋洋数百万言，堪称文学作品中的大型交响乐。小说的四册也像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各有不同的"气氛和调性"，而又以生命和感情的发展为程序。书中时而深情凝炼，沁人肺腑；时而灵感飞涌，令人应接不暇；时而洞若观火，使人茅塞顿开；时而如泣如诉，婉转动人；时而飘逸高超，荡涤尘怀。
作者似乎还表达了一丝连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某些精神领域内的现象。也许，它的内容的复杂和多主题，形式的不拘一格和富有独创性，正是使人难以消化和把握这部书的重要原因。
当然，《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也并非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作者自己也一再表明了这点，他在"卷十初版序"中写道："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不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和德性……"，"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
作者所选定的主人公是个"我只知道音乐"的艺术家，这就使他塑造的英雄首先就具有一种智慧力量方面的畸形性。这也是克利斯朵夫表现出很多不足的深远根源之一(不过用这种智慧力量的畸形来象征英雄人物的缺陷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智慧力量这种素质，相对于其他，是最具可塑性和易于后天弥补的。尽管如此，《约翰·克利斯朵夫》却刻画了一位艺术家对于真善美孜孜不倦的真诚的追求。"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远没有卑下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克利斯朵夫正是这样一位英雄。文学上也不乏"永远没有卑下情操"的"英雄"，可是这样的"英雄"永远也不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心。
克利斯朵夫这个形象十分鲜明，而真诚又是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作者对克利斯朵夫真诚的塑造是那样的成功，以至克利斯朵夫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真诚的象征。克利斯朵夫的真诚具有那样大的感染力，以至常使读者忘记了是在读小说，仿佛自己也同克利斯朵夫共同生活，伴随小说的主人公们一起喜怒哀乐。《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一段话这样感谢音乐： "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详、坚定、欢乐……"

克利斯朵夫这个真诚的形象，也不正是给了那些"自由灵魂"以这样的道德情感的共鸣，以及道德力量的激发吗?

《约翰·克利斯朵夫》发表后，越过了国界，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中广泛流传，吸引力经久不衰。(在1980年的中国，它又成了名列第五的畅销书。)它为什么具有那样巨大的艺术力量？小说第二册中有一段话道出了秘密："一个人物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将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然而，只有至诚的艺术家才能做到这一点。罗曼·罗兰正是这样的艺术家。他曾自我评价道"我生平没有什么别的优点，只有真诚二字是始终坚持的。"
真诚作为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先决条件，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艺术家们往往受这样或那样条件的限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是不可能做到严格的真诚。所以，至今为止，"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振聋发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大家都熟视无睹的真理。如果一个人受种种限制而不能全部说出他所相信的话，但他可以不说或至少尽量少说他不相信的话。好些人就是连这点也不能做到，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言不由衷。

罗曼·罗兰对真诚极为重视，他曾写道："你不应当去搞艺术，除非你所感觉的东西实在太多，绝对不能将它们留在心中而不发泄。"作者正是在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创作，毋宁死！"的强烈欲望的激动下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罗曼·罗兰将小说题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里所说的"自由灵魂"是指一切真诚地追求真善美的人。作者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以往好些评论在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往往局限于指出它怎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固然不能够抹杀，但《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有着更为重要和富有生命力的精髓。它表达了作者对于生命哲学的沉思，以及对"自由灵魂的成长的一般过程的探索"。
如果说"真诚"是贯穿小说的主旋律的话，三种具有全人类性的行为理想则是丰富的和声，它们一浪接一浪地把主人公的真诚推向高潮。这三种具有全人类性的行为理想就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
所谓理想主义，是指对人性不断进化的要求，以及创造的渴望。所谓人道主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生产性的爱，以及生命的意义必须要复旧到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观念。所谓英雄主义，是指为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要达到每一种行为理想的境界都需要同时具有较强的三种人格力量，但在不同的情境以及社会条件下，三种人格力量的发挥程度是不一致的，发挥最多的那种人格力量叫主导人格力量。三种行为理想就是三种人格力量的高扬：智慧力量作为主导人格力量，高扬为理想主义；道德力量作为主导人格力量，高扬为人道主义；意志力量作为主导人格力量，高扬为英雄主义。每一次高扬都是一次超越。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充满了这样一些超越。与《马丁·伊登》和《牛虻》相比它更为全面地体现了这三种行为理想，因此，我们最后所看到的克利斯朵夫达到的境界，也比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更加高超。
在小说第四册，最理解克利斯朵夫的女友葛拉齐亚去世了，他的反应出乎大家的意外，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但他在心里和葛拉齐亚谈着话，"而他们的谈话又是多么动人，非言语所能形容，便是音乐也不大能表达出来。克利斯朵夫感情洋溢的时间，只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听着自己的心歌唱。或者他坐在琴前，让他的手指几小时地说着话。在这一个时期，他的临时即兴比一生任何时期为多。"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描写：

"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克利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小时，他尽情地发泄，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把大家听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连那般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利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大声笑了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克利斯朵夫所达到的境界与一般人的差异，他超越了死亡，达到了相对自由的境界。可以想像，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所畏惧的。问题在于：是否只有在进入老年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对这个问题，我还不能回答，但我抱一种乐观态度。也许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些自由的灵魂的生命的过程的体会，进行自我调节，能够使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好。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这也就是发扬三种行为理想的问题。

正如《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道："要散布阳光在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的确，要对他人和社会有价值，首先自己要有价值。一个真诚的追求真善美的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应当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本能。
假如周围的环境是丑恶的，绝不能同流合污；假如周围的人们是庸俗的，也不能随波逐流。对自由灵魂来说，是"不自由，毋宁死"，这种维护灵魂的自由，发挥生命力的精神，也就是书中大声疾呼的个人奋斗与"做强者"，也就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
克利斯朵失身处腐朽混浊的"节场"般的世界，但却超脱于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之上。他大刀阔斧地与假丑恶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克利斯朵夫愤世嫉俗，"飘渺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迸发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太阳。"
小说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也毫不留情地剖析了那些所谓"安分守己的人"的灵魂。这种人惯于"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小说借克利斯朵夫之口说道："安分守己的人，看到人家认为一切都不大行，看到人家挖出这么些惨事、丑事来，是要痛苦的。他们受着剥削，可是不肯承认。他们发现人家吃的苦已经受不住了，所以宁愿无知无觉地做牺牲品，……可是即便他们不愿有人帮助他们，反抗压迫的人，至少也得知道别人跟他们一样受着压迫而不像他们那样逆来顺受，没有他们那种自欺欺人的本领。""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这种雄心而没有实现。"这些话深刻地指出了那些"安分守己的人"的虚伪。他们表面上"安分守己"，实际上是缺乏自尊心，缺乏对人的价值的自觉。
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是与那种苟且偷生的精神截然相反的。"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作用，使他的力量增加了好几倍。"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强者意识。外界的障碍，环境的丑恶，绝不能使生命萎缩，反使其激发出炽烈的光辉。这也是一种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质"的观点。生命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同一形式的无数重复，更不在于对环境的无力顺从。不在于简单人性的实际，而在于人性的发展。生命的主要价值在于创造。唯有创造，才是生命力最强大和最有意义的表现。
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则是生命创造的机会和前提。--关于生命的主要价值这类命题，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的，而是由创造活动本身；也不能通过逻辑证明来确立，它的意义是通过"价值证明"来印证的。所谓"价值证明"，就是人的生命的实践。
书中有这么一段创造--欢乐颂：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同寿。创造是消灭死亡。"

然而，谁又能够预知自己能够创造呢？人的才能有大有小，而且即使是一个天才，其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包罗万象。那么，对于那些"不能"创造的灵魂，对于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追求者，又怎么能够获得解脱呢?
在小说的第一册末，克利斯朵夫曾为陷入迷途而痛苦，他对舅舅高脱费列特倾诉道："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和以前一样。不！遵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他的舅舅这样开导他：

"……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该做他能做到的事。……竭尽所能。"

"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从克利斯朵夫的舅舅的话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完整的英雄主义应有的含义之一。一个人敢于出生入死、铤而走险，固然可称勇敢；但是，一个人要能善始善终、竭尽所能，似乎更为不易。英雄不仅在于能克服外部障碍，而且还在于能够战胜自己；不仅在于具有较强的智慧力量、意志力量，而更在于能使自身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后者正是罗曼·罗兰所常说的那种"心的英雄"所应具有的特征。心的英雄也就是至诚的人。
所谓"竭尽所能"，也就是"驼负千斤，蚁驮一粒"的意思。我以为，任何人只要真正做到了竭尽所能，他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一定创造。真诚的人是不应妄自菲薄的，无论是外界的禁锢还是内心的怀疑，都不能熄灭他生命的创造的火焰。"无私无畏即自由"这句话正是表现了道德力量与意志力量对形成英雄主义的作用。
克利斯朵夫虽然是一个天才音乐家，但他也经历了怀疑自己的精神危机。他的舅舅帮助他克服了这次精神危机，使他的真诚从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次对他的人生和事业有重大意义的危机。这次危机克服后，他进入了一个心灵解放、灵感迸发的新阶段。他全力以赴，与假丑恶英勇搏斗。他成功了，他用他艺术的创造点缀了这个世界，他用真诚的生命点燃了追求真善美永恒的火炬。
当我们说到英雄主义以及强者意识的重要，说到生命应独立自由，发挥个性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到生命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个人绝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个体，生命之间总是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生命的价值，既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又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任何生命的意义，都必须最后复旧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脱离了人与人关系的生命的意义是不存在的。从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命，是所有其他和他发生关系的生命表现其存在的总和；而其他所有和他发生过关系的生命，也带着克利斯朵夫所表现的生命力的痕迹。对于生命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表达，也是贯穿这部长篇巨著的。这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观念以及行为理想。这种精神，在小说中，有好几处显得特别感人。
一处是小说对克利斯朵夫与安多纳德那种偶然相遇，而又永远分离的描写。克利斯朵夫与安多纳德在一种极为凑巧的机会下萍水相逢，但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触，安多纳德就在流言蜚语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德国，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中间站。他们各坐在一列火车上：

"……正当他要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讯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在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双重的车窗隔着他们。……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地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灭。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方感到自己心里给挖了个窟窿。"

这段话，使人悲叹惋惜不已。这段话，使人体会到：人必须通过他人表现自身的生命，理想伴侣的错过，意味着自我价值难以完整地、不打折扣地实现。小说的第三册，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集中描写安多纳德，使安多纳德成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最动人的女性形象。她的性格温厚、委婉、虔诚、贞洁，具有忘我的牺牲精神。从她那里，我们可以听到女性灵魂最美丽的音乐。
这一段音乐，就像是我们常能在著名音乐家的交响音乐中听到的优美但又昙花一现的主题一样。我在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就听到了类似的深情的旋律。
这种精神，又通过对仁慈宽厚的苏兹老人以及他与克利斯朵夫的友情的描写，使读者感到慰藉，对人增添了信心。
"他好比一个古老的森林，在心中千啼百啭的全是禽鸟的歌声。"这句话，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把老人那种与万物不同、出神入化的心境贴切地表现出来了。在苏兹老人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一种单纯的"善"，以及博大的胸怀。"他也许对庸俗的东西过于宽容，但他的本能决不能错过最优秀的作品；要是他没有勇气指斥舆论所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而强毅的人辩护。"正是由于如此，他发现了克利斯朵夫，他们一见如故，对苏兹老人来说，"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再生了。"而对于克利斯朵夫，在他刚刚经历了对幼年所崇拜的音乐家哈斯莱的失望之后，"老人的温情使他恢复了自信。"老人的"善"，对他真挚的灵魂起了一种印证和肯定的作用，给他追求真善美增添了动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生命意义的价值判断，他人生命的表现，会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这样判断的实施并加强或减弱我们对这一判断的信念。我们的生命需要印证，我们的生命需要肯定。--从苏兹老人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圣洁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内在地包含着乐观主义。正唯如此，老人的生命虽然已到黄昏，但仍然保持着一颗纯洁的童心。

那种深厚的人道主义行为理想，也在克利斯朵天和奥里维以及葛拉齐亚的交往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人类的精神共鸣、心灵的融合以及灵魂的渗透，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最令人神往的描写之一，书中处处可以寻觅到这类熨贴的、像诗一般的句子： "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你能够在你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抓住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

生命之间的这些奇妙相互作用，真是莫测高深，天意使然！天性不是一律的，感情没有绝对规律可言，价值观念也因人们的内在素质和生活经历而转移，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感情问题做出不同评价。但是，我以为，要是我们在经验中不曾体会过或见到过那种境界，我们也应相信世界是那样宽广，我们没有亲身体验或耳闻目睹的，他人却有可能成为现实。再退后一步，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还有可能出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没有理想，就没有进化。

在小说的最后一卷，在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亚的关系中，这种描写进入了高潮：

"两颗相爱的心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对方的还给对方。"

"从葛拉齐亚的心中再去领会自己的音乐，等于和这颗心结合了，把它占有了。这种神秘的交流又产生新的音乐，有如他们交融之后的果实。"

所谓心心相印，就是这种状态了。这也是一种人类精神交往的理想境界，是一种理智和感情的和谐和统一。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事业和感情的统一。是一种生命的高协同作用。
在真善美的价值体系中，"善"，使我们格调高尚，"美"，使我们心灵愉悦，"真"，使我们头脑明豁。然而，"爱的心灵"却能够融真善美三者为一体，它加强我们感受已知的一切生命，激发我们追求未知的一切热情。它本身就是真善美的象征，是我们追求的对象。
人类对"善"的追求，通过人性的不断发展，在"生产性的爱"这种感情及需求上表现出趋向越来越稳定的具体价值。人类的其他需求，需要者两者相遇，在一定条件下，总会发生利益的冲突。然而，生产性的爱这种需求，和它满足的对象却不会有根本上的抵触。它的实施，本身就是需求的满足。如果需求的对象也是怀有同样需求的人(就像克利斯朵夫和葛拉齐亚一样)，则会相互激发，产生新的果实。它消除了目的和手段的对抗，而使它们的同一性占主要的地位。需求就是给予，给予又因给予的回报而加倍满足。从而给予的主体更加充实，也就能给予得更多。这种生命现象，用控制论语言来表达就是"正反馈"。
人性从需求这个本源，即"自身的自然"这个角度来看，无所谓先天的善恶，但由于人的需求的满足是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人就表现得像"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现实社会中，欲望有好有坏，人性有高有低，用理性的眼光加以审视，在一定意义上，生产性的爱是最具有前途的人性的发展方向。作为普遍的人性的表现，要在社会条件具备之后才能消除异化，但作为个体，却能超越这些条件而表现出先进的行为理想，在人性的发展上跨上新的高度。
"善"作为人类对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追求，具体化出人道主义精神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我们把人本身就当作目的。这个原则的生命哲学基础就在于：生命的息息相关。不仅生命力的表达本身就需要其他生命来承受、容纳，而且生命的价值的形成首先必须与其他生命交流、合作。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孤独而没有交流的"天才"，他的成功也必然与其他生命密不可分。
从绵延不断、漫长的人类进化来看，他也必然汲取了历史上先贤哲人们的精神养料。当然，这个原则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人们的自身自然和他们所处的自然以及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
在一定意义上，生命的意义以及幸福本身，正在于尽多地融汇他人的生命。真正而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使生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进入了相对的自由境界，也就是使个性得到了最完整的发展，同时也就"竭尽所能"地为社会作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一个人应努力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能从和交往的每一个人的角度出发，在对方能接受或乐意接受的基础上，对其发挥自己积极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有利于对方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是有利于社会的。同时，也向对方吸取优点，这样，由于对方和自己更接近，自己也更自由，也就更能给予他人。

人生之路黑漆漆，四野茫茫，没有星星，也不见月亮，每一颗美好的灵魂都像是一只熠熠发光的萤火虫，它们先是分散的，尔后逐渐聚集在一起，许多颗美丽的灵魂集合为一体，便自成一盏明亮的小灯了……

后记：
《真诚，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人格境界》，是我最早提出人格三要素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学家高尔泰曾经评论这篇文章"把哲理高扬到抒情诗的境界"。这篇文章曾经给了我极大的自信。
最近我把这篇文章通过EMAIL寄给几位不认识的朋友。他们看后，评价都很好。其中一位第二天就给我回信："文章好极了！我用了四个小时将其一口气读完。凝练！深刻！激情！智慧！发送于2002年3月9日11：53：32 "这些朋友的回应鼓励我把这篇文章在此书中再次发表。

EMAIL:xujinsheng2003@yahoo.com.cn